《春之祭》：从“惶恐”到“救赎”

演员们盘腿静坐在舞台上，仿佛一尊“佛像”，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和缓缓飘散的烟雾，一位身穿红色长衣的“僧人”将金色的“唵”“嘛”“呢”等佛语字砖整齐放置在舞台上……

10月19日至21日，第20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委约作品，杨丽萍编导的现代舞《春之祭》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魅力上演。

1913年首演版《春之祭》

从1913年，斯特拉文斯基作曲、尼金斯基编舞的《春之祭》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巴黎剧院首演，到2018年，杨丽萍的《春之祭》亮相上海舞台。被英国古典音乐杂志《Classical CD Magazine》评选为“对西方音乐历史影响最大的五十部作品”之首的《春之祭》在过去100余年中，全球共有400个不同版本改编上演。

远的如玛莎·葛兰姆、皮娜·鲍什，稍近一些如林怀民、沈伟，都曾燃烧过自己的春之祭典。来自加拿大的玛丽舒娜则是当代现代舞家中，将《春之祭》的现代舞反叛精神，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一位。

不同版本的《春之祭》

那么，这部在100多年里被一次次改编、一次次搬上舞台的作品，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它讲述的，又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我好像看见一个庄严的偶像崇拜仪式，年老的智者们围成一圈席地而坐，眼看一名少女独自跳舞直到死去，他们要把她作为献礼告慰春神。

——斯特拉文斯基

故事《春之祭》取材于俄国原始部落中的人祭。

一名少女跳舞至死，族人把她当成祭品，来安抚春之神，剧中的少女被命运选中，牺牲献祭，突显了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对死亡的恐惧、对春天来临的渴望，更表现出女人献祭是一种恐惧、矛盾、彷徨的心情。

从《春之祭》诞生的那一天起，芭蕾不再等于优雅。许多人将《春之祭》的到来视作现代舞诞生的符号。然而，因为不被广泛认同及次年的一战爆发，最初版本的《春之祭》仅共演过八次而已。

很多人会忘了自己拥有什么，其实就是低下头来寻找种子，让它发芽成才。这没有多难。尊重自己的文化，这是非常美好的法宝。

——杨丽萍

相比于西方“春之祭”表现出的惶恐与失序。在杨丽萍版的演绎中，东方哲学与美学的融入，让2018年的这一次“春之祭”显得更为神秘而充满了天人合一的的传统意蕴。

杨丽萍版《春之祭》

东方的《春之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神”因为有了悲悯之心，自愿坠入红尘，历经万千变成了“人”；“人”因为有了觉悟之意，甘心奉献无畏牺牲，又从卑微的“人”超越宿命变成了“神”。

在这一版中，人们可以感受到舞蹈中融入的“轮回”概念，这是极具东方审美的特质，不再是单纯的“献祭”，而是演化成从生、到死、再到涅槃重生的轮回，不再只是被动的献祭，更是主动的献身，以一种大无畏的大局精神去牺牲自己，救赎大家。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对生命认知的不同。

在新作《春之祭》中，东方的观众也可以看到更多熟悉的、东方的、带有民族和宗教色彩的意象元素，如——狮子、女人、祭司、孔雀。

爱恨、生死与自由，在杨丽萍的诠释下都化为具象：狮子暗喻权力、旧有的世界、不可侵犯的规则；女人是受难者、觉醒者、重生者；祭师象征着冷漠无情的压迫者；孔雀代表重生、未来和希望。以全新的元素诠释东方的祭典，以东方的文化碰撞西方的经典。

无论东西方对《春之祭》艺术的表现手法有什么不同，最终都是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大自然的敬畏，以及人们都憧憬着在大地上耕种，在大地上歌舞，在大地上生活的祈盼。同样，不管是被动祭祀还是主动祭祀，最后的“大同”之道却又统一在这超越宿命的牺牲精神。

《春之祭》的影响还不仅仅局限在舞台。

加拿大作家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将自己研究一战的著作命名为《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现代的开端》。从1913年芭蕾舞剧《春之祭》的首演，到1945年希特勒的死亡。作者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借助于普通人的生活和言论、文学作品以及诸如林德伯格越洋飞行和现代第一部畅销书《西线无战事》的出版等事件，记述了那场大灾难所造成的人们观念的急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