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状》：战争盛宴，逻辑弱智
《投名状》：战争盛宴，逻辑弱智
《投名状》作为主创人员由香港电影制作人员担纲的电影，带有港片节奏明快的特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又与往日的港片不同。可以很鲜明地看出，影片又吸收了大陆电影的还原生活本来面目的风格特点，它缺少港片所习惯营造的明亮、轻越、洒脱的风格，影片的人物造型，反而比较接近于大陆第五代导演在塑造历史风云时所热衷采用的做旧处理，这一切，使得《投名状》带有以往港片所缺少的历史厚重感。
但是，《投名状》画面的凝重、厚实，辅以剪切的轻捷，并不能改变它内质上的轻浮。即使港片无限接近于好莱坞电影的影像风格，但是，它仍然与好莱坞电影缺少一种内在上的精神气质。比如《无间道》在港片体系里，是看不出社会背景的，但是，在好莱坞的克隆版里就给原著加入了强烈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恰恰是港片无法去复现与映现的社会氛围，构成了港片的精神内核上的欠缺。
《投名状》努力在视觉效果上着力还原出历史的旧有风貌，也使得电影获得了人们太多的首肯，但是，纵观整个电影，仍觉得它没有发挥出港片所擅长的长处，恰恰是影片追求的对历史的忠实还原制约了港片拿手的灵动性。比如，《投名状》令我们突出地感受到的是，它的台词量非常之少，与徐克、周星驰等拍摄的港片人物滔滔不绝的对话相比，电影的台词量明显匮乏。如果我们对照一下影片编剧署名里竟然罗列了八位编剧的大名，那么，实际上，这八个编剧能够摊到他们创作的人物台词量是非常有限的。
香港电影的急智是我们以往充分领略到的，现在《投名状》的台词量的短缺，实际上，令电影缺少了些许轻松与幽默，整个电影以一种港片少见的凝重的气息，力求还原出历史的苍凉与悲剧意味。但这一切，恰恰是港片所不具备的素质。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港片一严肃就失败。
《投名状》有着凝重的画面，但是，这些画面却缺少内在的逻辑连接，甚至是灵动的人物性格发展线索。整个电影里的人物，几乎没有背地里的谈心交流场面，全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刀尖对锋芒，而人面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很难反映出他们的真实的心理，就如李连杰扮演的男主角庞青云在公开场合下的几个突出行动，明显是处于矛盾对立状态。比如，“山字营”攻打舒城之后，士兵们奸淫妇女，庞青云发现之后，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士兵捉拿砍头，并且言之凿凿地称“不能欺负老百姓”，在这一段落中，庞青云的台词表白，令人觉得是站在人道主义的人性立场上的。但是，在攻克苏州城之后，庞青云却一反常态，执意地要把投诚的俘虏全部处死，而过去认为奸淫掳掠老百姓是常事的赵二虎，这时却良心发现，坚决不同意处死俘虏，指责庞青云“杀了许多穷人”，两人发生了严重的对立。庞青云从前面的人性化对待百姓，到此处的野蛮地对待投诚的敌人，虽然有他的“他们是兵，是兵就会死”的理由来解释，但他的内心的思想定位，仍然不得要领。为什么他前面那么慈悲地对待百姓，不惜拿自己的兄弟们的头来祭典自己的纪律？他是出于自己的名声，赢得百姓的信任？那么，在苏州城的时候，他为什么突然就不考虑自己的名声，不想赢得在民众中的口碑了？影片在这两处地方，呈现出两个矛盾的对立的人物性格，之间缺乏合理的统一内在联系，不能不说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的打架与对立现象。
庞青云在这两处性格上的龃龉的唯一目的，就是影片借此想凸现他与赵二虎的价值体系上的对立。在庞青云的矛盾的性格烛照下的赵二虎，同样呈现出性格上的矛盾与悖论。舒城的赵二虎对抢掠老百姓不以为然，到苏州城里则是一副为民请民的义不容辞，赵二虎与庞青云同步地走向了自己的性格反面。这两个非常重要的情节，正是日后庞青云亟欲除掉赵二虎的原因。在性格上，这两个人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说明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加剧裂变，但是，从个人的性格来说，前后之间却处于一种互为对方的关系。电影照顾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却忽视了两个人的内心价值体系的统一性。这不能不说是电影在人物性格逻辑塑造上的遗憾之处。
《投名状》用这些违背个人性格递进规律的两个细节，说明了庞青云与赵二虎之间的貌合神离，但下面却没有跟进不断激烈的细节来加深两人之间的矛盾，电影下面设置了赵二虎私发军饷，意在说明庞青云的整肃与赵二虎的匪气之间的差别，但这也构不成庞青云欲除之而后快的动机。后来庞青云见了慈禧太后，突然之间就决定除掉赵二虎，这之间的突然转变，太缺乏前面的矛盾冲突作铺垫了，无论如何，赵二虎在前面与庞青云的观念上的不同，难以产生这种兄弟决裂的严肃后果。
所以，《投名状》到了这里，突然又岔到了“情杀”的路子上来。影片中的三兄弟之一姜午阳也无法理解庞青云除掉赵二虎的动机，因为任何一个正常头脑的人，包括观众，都无法从前面设计出的庞青云与赵二虎在战争中处事的矛盾，会得出兄弟阋于墙的结果来，所以，姜午阳很自然地把庞青云欲除掉赵二虎的原因，归咎到红颜祸水上来，并且不惜牺牲女人来保全兄弟情深。电影前面设置出的徐静蕾扮演的女人，并没有在庞青云与赵二虎之间形成任何的矛盾，这个女人仿佛可以在两个时空里，如鱼得水地在用分身法，满足两个男人的一往情深，但是，此刻，姜午阳生硬地认为她是两个兄弟交恶的原因。这就使得电影前后之间有了一种严重的逻辑上的脱节，前面大肆铺张的是庞青云与赵二虎在战争决策上的矛盾，但到了后面的段落中，却突然转化为情杀的动因。可以看出，电影就像一个精力不集中的开小差者的构思，前面耗费力气，张扬了战争上的观点的对立，但到最后，他们的矛盾却是一个情字，前面的战争场面越是用劲，后面的悲剧越是不着边际，所以不少观众都称这个电影里唯一称道的是战争场面的壮烈与精彩，但却没有被感动，根本原因就是战争场面，是游离于最后的兄弟相残的。这不能不说是情节上的主脉络的错位造成的必然后果。
电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矛盾？这恰恰是电影避重就轻的带来的必然后果。香港电影对于宫庭政治与阴谋政治的解读向来不是它的长项，它所擅长的是一种人在江湖的潇洒及与之相应的困顿，而江湖游走的人群，所支撑起他们关系的无非是兄弟情与男女情。所以港片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兄弟情及稍逊风骚的男女情。而它对政治向来是不关心的。在吴宇森的《喋血街头》中，它把兄弟情放在了巨变前夕的越南，但是，电影的焦点对战火纷飞的环境视而不见，注重的仍是那一帮香港人的兄弟情谊。这典型地反映了港片可以撇开任何的政治背景而只专注于它唯一的救命稻草“兄弟情”。在本片中，爱情线索是严肃萎缩的，徐静蕾（据说她的名字叫莲生，但影片里似乎并没有人叫她的名字）是赵二虎的女人，但是，她救了庞青云之后，没有任何铺垫就又成了庞青云的女人，之后，她一直在庞青云与赵二虎之间左右逢源，也没有让两个男人碰到一起，发生碰撞。所以，影片里的三角爱情线是非常薄弱的。影片把一场清末严峻的政治斗争，转化为简单化的兄弟情，便呈现出一种“无法承受”的“轻”来。在影片设置出的外有官匪（太平军在影片中是含糊其称呼的）对立、内有官场倾轧（“魁字营”随时虎视眈眈）的矛盾情境中，远比有兄弟情、男女情更为激烈的矛盾冲突，但港片显然无法掌握得了如此众多的时代性的政治冲突，而只捡取了港片最拿手的情字来做文章，必然使影片缺乏一种强悍的说服力。
这就是《投名状》里的人物冲突无法令人信服的原因，也是影片里的情节前后脱节无法呈现出因果关系的原因。电影在逻辑处理上的失败，有必要使我们回到“刺马”的故事原型上去，去找寻历史上真实故事发展的动力。在张文祥刺杀马新贻的原本故事上，表面上看是张文祥出于马的夺妻之恨而去刺马的，但是，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马新贻动摇了以曾国藩为后台的湘军的利益（马来到湘军所在的“两江”地盘上，破坏了湘军的关系网），湘军出于复仇的目的，显然是对马恨之入骨的。而慈禧委派的调查此案的钦差大臣正是深知这一案件幕后有着湘军的背景，所以虚若委蛇，一拖再拖，不了了之，使此案成为晚清一大悬案。这种政治势力权衡的复杂性，显然是《投名状》刻意加以回避的，也是港片无力去解读清楚的，所以《投名状》选择了港片里最容易图解的“兄弟情”与“男女情”，其中，男女情是“刺马”在民间传说中最流行的背景原因，陈可辛导演显然不想鹦鹉学舌这种人云亦云几可磨成老茧的陈词滥调，而是力求使影片往一出男人的情感大戏上靠拢，那么，陈可辛除了选择兄弟情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最好选择？但是强调了兄弟情，又不能过于偏离民间传说中“刺马”的本来故事线索，于是，电影便出现了最为滑稽的一幕，在前面大言不惭、煞有介事地交代兄弟情及矛盾之后，兜了一圈，又回到男女情的冲突上来，从而导致了电影结构上的衔接错位。这是港片避重就轻的惯性所形成的铁定的结局。
《投名状》本来不是一个战争片，但电影拍成了一个战争片，对于情感上的矛盾冲突，却虚晃一枪，不着深刻剖析，所以战争场景越豪华壮观，越与它的叙述主题离题万里。你如果要拍一部战争片，为什么不真实地撷取历史上的一段战争计谋去大刀阔斧地演绎一番呢？偏偏选择一个完全是千丝万缕情感戏交织的题材，倾吐自己对战争的兴趣，使得影片在定位上是不伦不类的。这就像拍摄《西厢记》，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拍摄张生调兵恶战孙飞虎的壮烈场面，却对西厢里的缠绵情感一笔带过，这样的影片是不是叫舍本逐末？